报社的成立以及皇明周报的发行,在朝堂上并没有引发很大的反响和争议,因为官员们都认为,皇明周报只不过是邸报的翻版而已,皇帝的意图只不过是将其受众范围扩大了而已。
“邸报”又称“邸抄”(亦作邸钞),并有“朝报”“条报”“杂报”之称,四者皆用“报”字,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,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。
“邸报”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,后遂张贴于宫门,公诸传抄,故又称“宫门抄”“辕门抄”。
邸报最初的受众是各行省及府州县主要官员,而随着有更多的人对朝廷的大政方针、皇帝谕旨、官员任免调动等诸多事宜越来越感兴趣,甚至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。
官员们及好事者为求省事,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,无须再去缮抄,这也为邸报读者范围的扩大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
邸报除了传播信息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,那就是会成为修史的依据,记录下某日某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,为历史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字材料。
在大明,除了有邸报这种可以广泛传播的媒介,还有价值更高的塘报。
塘报是各地军将发给朝廷的奏报,是对自己辖区内各种敌情及战斗情况的汇总,邸报是下行传播,而塘报则是上行传播,只有少数有资格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相关内容,并根据这些情报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行动。
不过,当崇祯十四年腊月初六日,皇明周报问世之后,拿到第一份报纸的朝官们,还是不禁吃了一惊。
因为新报纸无论从规格尺寸还是所刊发的内容上来讲,都与他们想象中的大相径庭。
邸报因为尺寸太小,为了发布更多信息,所以上面的内容都是以微言大义为主,尽量简化具体细节,以求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,阅读起来花费的时间很少。
而皇明周报则是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横空出世,它的出现直接颠覆了众人印象中传统的媒介形式。
硕大的版面和尺寸、详实的内容、精美的文章、写实型的奏报等等,这一切都让接触到新报纸的人大开眼界。
这其中让人们格外关注的内容是来自方以智、郑芝凤出访随笔,以及陕西、湖北、辽宁等地移民开荒拓田的相关报道。
虽说大明整体风气非常开明,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比较高,但由于缺乏对外界的具体认知,所以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,这时期的欧洲与建奴、鞑子等并无二致,都属于未开化之地,与富甲天下的大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
但方以智和郑芝凤的两篇游记却让很多人陷入了思考当中。
原来在数万里之外的极西之地,那些红夷诸国也正在奋力前行,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,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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