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管儒学后来如何发展,又被后人如何评价,从汉代起,儒学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就已经不可动摇,在吸纳了诸子百家的精华后,汉代儒学已经与春秋时的儒学相去甚远,但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,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却得到了更大的发挥,甚至更加过火。
可惜这是最后的绝唱。当理想破灭,读书人的心态崩溃,在皇权的压迫下转向魏晋风度时,士人的脊梁骨就被掰弯了。从此之后,儒家不再有“皇帝不行就换一个”的豪迈,只剩下择主而侍的委屈求全,君权神圣不可侵犯,臣权却一降再降,最终成为君权的奴婢。
读书人是社会的精英,当一个社会的精英以奴婢自居时,这个社会不可能是积极向上的。相比较而言,最有担当的还是汉代读书人。也许是因为去古未远,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摧残得体无完肤,所以有着后世读书人难得的莽气。
但灾难已经降临,两次党锢——尤其是第二次党锢的扩大化,已经让党人感觉到了皇权的狰狞和翻脸无情,只是他们还不服,反而聚集在一起,向皇权发起更强烈的冲击。只不过他们不清楚,因为儒学先天的理想主义,他们注定不会成功,而被他们寄予重大希望的盟主袁绍此刻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理想,一心只想建立属于他的天下。
曹操、司马懿都是袁绍的继承者,只不过继承的方法不一样而已,一个偏左,一个偏右。
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,恰恰相反,试图对儒学本身进行改革的勇者历代不乏其人,今古文之争有利益相争的影子,但其中也蕴含着改良儒学的思想倾向,古文学者试图用古文经的质朴来改变今文经繁琐、虚浮的风气,越来越多的人今古文兼修就有这个目的。
《左传》就是古文经,张昭本人就是一个潜在的改良者,只是他自己也未必认识到这一点。可是孙策清楚,与蔡邕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同,张昭有着强烈的经世济用动机,他是个实践派,更关注儒学的命运。他来找张昭,就是相信张昭本身有改革的倾向,有可能接受他的想法。
果然,涉及到儒门的命运,张昭不敢掉以轻心,态度也非常诚恳。身为儒门中人,他绝不希望儒门会像道门一样成为在野的学问,更不希望儒门像墨门一样消亡。比起他个人的生死荣辱,这个问题更重要。
“将军但请直言。”
孙策却不肯说,笑着摇摇头。“府君,这个问题关系到儒门的未来,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,而且也不是写几篇文章就能轻易完成。我觉得,从儒学成为一门学问的那一刻起,儒学就有先天不足,董仲舒上天人三策,看似综合百家精华,融为一炉,其实也把诸家固有的弊端吸纳了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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