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举制度起于隋唐,完善于大宋。大宋科举有四个特点。
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,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、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,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。
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。唐朝每年一考,国家动用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可想而知。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(1065),定为三年一大比。
其三是文风的转变。嘉祐二年,欧阳修知贡举。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,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,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,所取文章,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“古文”。
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。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、赋、论,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,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,一旦出韵,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。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。他给神宗上书说: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,不必再考诗、赋。理由是: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,熟知音韵,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,一旦当了官儿,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?由此开始,后世科举不再考诗、赋而专考经义。
这么多年的操作之后,大宋的科举已经非常成熟,吴潜作为名义上的科举考试总负责人,实际上不管什么具体事务。年轻的赵太尉通过制度表达了他对于大宋士人的态度之后,吴潜的心情就很不好。就在他愁眉苦脸之时,随从突然跑进来说道:“扬州府文知州来了。”
吴潜眼睛一亮,连忙让人将文天祥请进来。文天祥并不怎么喜欢吴潜,不过吴潜能八十岁还前去福州投奔朝廷,让文天祥非常欣赏老头子。老头子请文天祥到京城来一趟,他也就答应了。进来之后见礼,吴潜便开始讲述。听完赵太尉最近行为,文天祥沉默了。
在福州,赵太尉已经对叛臣做出了定性,不教而杀谓之虐,文官武将定然知道忠于祖国的概念,杀叛臣不属于不教而诛。赵太尉这位赵家人对于不对大宋尽忠的士人有强烈的厌恶,正在通过制度收拾这帮人,文天祥觉得能理解,却还是觉得若刘整没被逼反就好了。
“文知州,若是我们落到叛臣手中,他们会放过我们么?叛臣当然该杀,没什么好饶过的。收买人心是市恩,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大家投奔朝廷难倒不是为了自己之利么?就算是文知州这样以天下为己任之人,也是为了实现抱负,而不是单纯的跑来效忠官家。”
这话要是放到明清,是要杀头的。放在大宋,文天祥听完之后也忍不住微微点头。这么一讲,文天祥觉得道理也已经理顺。赵嘉仁可以对叛臣进行毫不留情的杀戮,却不能因为叛臣而惩罚全天下的士人。
“那吴太师要我做什么?”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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