授的观点，开始有了愚民的“雏形”，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，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，开始有了愚民的“雏形”，

　　真正的儒学中，有“愚民”争议的只有《论语》中《泰伯篇》中的一段话，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，也就是那句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，第一种断句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，翻译过来大意就是“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，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”，如果这种断句成立，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。至于第二种断句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”这种断句截然不同，翻译之后就是“民众同意，我们就实行；民众不同意，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”，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，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，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，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，他更倾向于第二种，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。

　　“其实，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，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。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，秦国因为愚民而兴，也因为愚民而亡。但是，自此之后，百代都行秦政治，二千年来之政，秦政也，所以，“愚民之道”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。”

　　缓步向前走着，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。

　　“不过，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，却为历朝历代所警，但“汉随秦政”的影响，加之秦国因“愚民”而强的现实，又为历代王朝不甘舍弃，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！”

　　是的，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，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。

　　“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，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“仁”不过只是拿来一用，所谓“仁”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，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，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，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“仁”去掩盖法家的“暴”，需要用“三纲五常”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！”

　　作为圣门子弟，郭嵩焘自然知道，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“三纲五常”，所谓“三纲五常”是董仲舒加入的。

　　“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，加入“三纲五常”的那天起，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，但是，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，却使得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，“愚民之道”只是一时之用，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，就像秦国一统之后，便有“天下苦秦久矣”之说。在汉武“罢黜百家、独遵儒家”之后，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，虽说“儒表法里”本质没有改变，但是儒家核心的“有教无类，开化民智”却仍然影响着民众，加之当时的士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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