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,一应俱全,堪称大明的备份。
“两京制”在正统年间确立后,京师成为全国的政治、军事中心,南京则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从正统年间至万历一朝前期,大明帝国的南北因为这种两京制度,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
但是,到如今天启年间,这种平衡实际上已经被打破,历史上的崇祯年间,江南几省一年茶税不过六两,这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在今天,京师依旧作为行政、军事中心,繁华、富庶的江南地区,反而成了整个帝国的“拖累”。
整个朝堂都在京师,虽然南京的相同职务官员,在品级上与京师持平,但实际权力却天差地别。
两京制度自永乐年间设立,正统年间定型,沿用至今,已渐渐落后于时代,弊端远远大于益处,急需一场改革。
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,公务清闲,官场中也对到此任职有个很形象的称谓,唤做“吏隐”。
这时的官员,普遍都把南京看做养老之地,官员由京师朝堂调往南京,说是去了富庶、繁华之处,实则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贬谪。
除了各种“吏隐”,南京城还有一类人存在,即勋贵。
所谓勋贵,就是指那些追随朱元璋打天下,朱棣靖难的元勋后裔,这些人在后世也被称为世袭勋贵集团。
现在朱由校召来单独面圣的,就是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,也是如今勋贵集团的第一人——魏国公徐弘基。
安定宴上的,还有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,怀远侯常延龄,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,诚意伯刘孔昭等。
这几个人,都是勋贵集团中追随者众多,较有声望的。
诸勋贵都有一个特点,他们的祖上都是在追随朱元璋与朱棣的过程中,建立过特殊功勋。
要么在某个战役中,敢为人先,建立军功,要么就是亲身护主,以扬名立万,封妻荫子。
作为功臣,这些元勋本身或好勇斗狠,或好谋善战,往往都被晚年的朱元璋和朱棣所警惕。
其家族,自明初至今,世代被大明豢养起来,历朝的皇帝,都遵循祖制,在朝政上没有给他们什么发言权。
所以就和一些皇亲国戚一样,勋贵子弟中就偶尔出现一些想有作为的,也只能悠游林泉,穷奢极侈。
到了如今,眼前这些勋贵,鲜有几个勇武过人、熟读兵书之辈,都是自小娇生惯养,养尊处优,动脑、动手能力甚至不及那些刚刚毕业出来的顺天武学院军官。
朱由校对南京庞大的臃肿政治体系进行改革,意在裁撤掉一大批只会尸位素餐,耗费财政,于时局毫无作用的冗员。
让“繁华”过了头的江南,对如今因小冰河而连年灾荒的北方各省,真正起到一些作用。
同时,还要对延续至今的五军都督府制度,进行从内而外的整顿,这次整顿的目的,是从根本上提高武将的地位和权利!
兵权在皇帝手上,提高武人地位,就相当于加强了中央集权。
勋贵们一没了兵权,就真的成了和皇族一般无二被圈养的猪畜了,勋贵中不乏些能人,朱由校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。
所以对五军都督府的整顿,也将牵扯到一些有作为、有能力的勋贵。
在这次之后,勋贵们整体上虽然没了兵权,但却会有一批人进入五军都督府,成为领军在外的将领,为国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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