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上小学的时候犯过一回“政治错误”。
那是在语文课上,老师教大家如何描写长安街的夜景。老师循循善诱,“到了晚上,长安街的两边亮起了什么呀?”她需要大家接“彩灯”。我小时候虽然挺蔫儿,但是偶尔说出一两句话来,听着还挺葛,这可能就是我说相声的天赋吧。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,“点起了蚊香。”全班哄堂大笑。
老师被我气哭了。语文老师二十出头,本是青春少女,平常却总是一脸严肃,穿得也挺沧桑,估计是为了镇住孩子们吧。那天她肯定在家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,我这一接下茬儿,触痛了她的敏感神经。不然就是再脆弱的人,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儿事儿痛哭流涕。
老师把我叫起来,批评了我一堂课:“你小小年纪,思想复杂。”那么大点儿孩子能复杂到哪儿去呀?老师先给我来这么一句,吓得我差点儿尿了裤子。
“你这是侮辱社会主义!”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,但是很多人身上还有文革的影子。“幸亏你岁数小,要是岁数大点儿,你犯的就是政治问题。”这下儿我更害怕了。我爸爸就因为一点儿海外关系,就受那么大罪。我要是侮辱社会主义,那还不得判刑呀?
老师接着进行批斗,“我要把你的言论记到档案里。你们的档案是跟你们一辈子的,将来你走到哪个单位,都会带着这个污点!”那么大点儿孩子哪儿有档案呀?可老师就那么说。我一听这辈子都完了,我再也顾不上脸面了,放声大哭。
这件事让我后怕了很长时间,一直到期末拿到学生手册,看到评语一栏儿里没写我侮辱社会主义这件事儿,我才放了心。
我小时候虽然文革结束了,但是有些极左的东西在学校还保留着,比如说吃忆苦饭吧。老师弄点儿棒子面,再从野地里拔点儿草,从菜站捡点儿菜帮子,放到大铁锅里熬得半生不熟,跟鸡饲料似的。每人盛一碗捏着鼻子喝下去,为的是别忘旧社会的苦。
学校还请老贫农讲解放前受苦的故事。给我们讲故事的是学校附近村子里的一个二流子,别人都下地干活儿,就他游手好闲,所以生产队就派他来糊弄我们这帮孩子。
老贫农声泪俱下,讲旧社会地主喝他妈的奶,把他媳妇儿卖到窑子,霸占她妹妹,逼他爸爸跳井……核着他们家人都让地主给祸害了,一个没剩下。
他还挽起裤腿,让我们看他腿上的伤疤,说是到地主家要饭,让狼狗咬的。学生当中有跟他一个村儿的,说那伤口是他晚上翻墙进院,偷看人家大姑娘睡觉,让人拿锄头打的。
别瞧老贫农没当过主持人,还挺注意互动。问我们,“同学们,你们说地主老财孙子不孙子?”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——
“孙子!”
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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