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格地说,我没跟师父完整地学过一段节目。当时师父的名气很大,艺术造诣太深,我们见了师父就紧张。师父让我跟付强表演一段相声,我们俩说得磕磕绊绊,满头是汗。师父自然不满,一顿训斥。然后亲自示范,让我们再来一遍。这下儿更紧张了,说得还不如上一遍。师父更加生气,又一顿数落。
虽说当时学不会,但是我把师父教的东西都记在心里了。回到家里放松下来,回忆师父示范的过程,一遍一遍地练动作,练表情,可以说还是继承了师父的一些东西。
相声这种东西不但靠学,更需要熏陶。那几年我们跟师父朝夕相处,随他四处演出,在旁边观摩。跟着他排练、对词儿,细心揣摩,潜移默化,受益匪浅。
师父的名气越来越大,演出越来越多,已经没有时间教我们俩了。他深感我们的传统功底太差,就介绍我们到他的师父、我们的师爷赵振铎先生那儿学习。后来赵先生去世,师父又把我们介绍到他的师叔丁玉鹏先生那里学习传统相声。
师父是按照他自己的艺术道路为我们设计的。当初他学艺的时候,他的师父演出忙,他就是跟着师爷学习,所以他也让我们跟着师爷学习。
丁玉鹏先生跟师父本没有太多的来往,但是师父隔三岔五地就去看望丁先生,送钱送东西。丁先生去世的时候,师父不但给了一笔钱买墓地,还从头到尾帮着张罗后事。为什么呢?因为丁先生一直教我跟付强说相声,师父认为这就等于帮助了他自己,所以他要报答。
我那时候一直给付强捧哏,相声说得不怎么样,还不肯下苦功夫学,天天喝酒。师父恨铁不成钢,所以每次到师父家,我都要让师父数落一遍。那时候我年轻,个性挺强,不理解师父的一片苦心,总是以沉默当作抵抗,师父说师父的,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。
后来为了避免挨训,去师父家的次数渐渐减少。有了段子也不让师父排练了,自己想怎么演就怎么演。师父很气愤,但是拿我又没办法。
再往后相声不怎么景气了,挣钱有点儿困难。我当时没找着单口相声这一突破口,艺术上也不见起色。有十年的时间,我基本上脱离了舞台,跟着廉春明老师写剧本。
师父对我的做法心中很不满。他酷爱相声,他也希望他的徒弟是个好相声演员。但是他又说不出什么来,因为那些年我不说相声,比说相声挣钱还多。师父对我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,有一次终于爆发了。
那时候我给师父写了个段子叫《新夜行记》,师父在北京台录像播出,反响强烈。里面有个包袱儿,说是汽车刹车不灵,把拉泔水的车撞到迪厅里去了。迪厅的服务员没看清,还喊哪:“扎啤来了,快卸车!”
有一回我跟付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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